摘要：因此，无法对数据信息的财产属性加以证成。 ...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强调过程性民主，而且同时凸显经由民主的过程达致民主的结果。
正因为法人属于法律主体，所以法人像自然人一样享有名称权（类似于自然人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等人格权利。任何摧毁团体的努力，都注定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
具体可参见胡玉鸿：《法律主体的基本形态》，载《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0-16页。人工智能与法人不可相提并论。（一）人工智能不具有心理认知意义上的意志 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确实很容易被人误以为它拥有自己的意志。法律上的人就是能够展示并捍卫自我目的的人格人。与此同时，自律也是为目的服务的，它意在避免偏离目的路线或更好地达成目的。
法人实质上是人的物理组合，由众人联合成为一个法人，这中间发生的是物理变化而非化学变化，所以，法人不过是个体之人的放大，而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看作是法人的浓缩，如此而已。尽管它比传统工具更富有智力，但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的工具性本质并未改变，且不容改变。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积极引入第三方立法并致力形成制度，不仅引入第三方立法评估，而且应积极探索委托第三方立法的制度建设，以减轻并消除立法地方化、立法部门化现象。
② 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多元是对法律中心主义的修正。我国素有将任何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为公务员的习惯，在推进干部任用分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传统关系被引入《公务员法》，将法官按照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公务员来进行管理。治理意味着这种新型范式不再是单向度的管理与服从，而是多维度的协商与合作架构，在法治框架下减少了公私权力争议，削减双方的不信任，有效弥合社会裂痕。执法活动往往忽视了社会管理体制的真正弊端，执法中存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短期治理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惯性，使备受诟病的选择性执法和运动式执法长期存在，不利于形成合理合法的执法体制。
(二)中国的多元规范体系 三重二分法对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划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中国的多元规范体系。这就意味着，严格执法并不追求完全的单向度和刚性的执法，而是认可执法谈判活动的存在，只是要求谈判的发动应当符合法律、基于法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要求谈判过程做到公开化和透明化，主张执法谈判必须在法律程序的范围内进行，并应受到来自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监督。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法治国体现为程序优先、权利保障，在执法活动中做到公正合法，在行政处罚时告知并尊重相对人权利尤其是依法提出听证的权利，在行政许可时做到符合上位法要求，防止设立法律并未规定的许可类型，在行政强制时做到依法处置，因此根本要素是运用法治思维，严格依照法定程序促使执法行为规范化。所谓第三方，是指独立于传统的法律起草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社会力量，其不受公权力的直接干预和影响，在相关领域具有高度专业素养，不仅对相关领域的社会需求、治理制度供应不足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掌握有关问题的前沿治理技术。(16)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政法委之后就已经存在，如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就曾经指出，在一些地方，个人批案，以言代法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把政法委员会的协调变成了审批和决定。原因在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的路就与西方的道路不同。
既然是参与，注定了第三方的地位是次要的和辅助的。⑦事实上，民间社会的非正式规范如村规民约内容涉及乡村生活的诸方面，往往超出制定法所规划的范围，它可能创设了一个不尽相同于正式法律的秩序空间。在一元权力逐步后退的情形下，似乎掩藏着权力在原有领域的持续影响力，司法仍受到来自行政权的不同干预。具言之，行政法的体系架构秉承自由主义的传统思路，将控制政府权力作为首要出发点，标志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观念，但私人不得进入公共产品服务领域，如铁路、邮政、供电、供水等行业都应交由国家或公营企业。
而紧密跟随政府权力步伐的社会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充分调整、以政策预期而非法律预期为导向的社会运作模式仍需要进一步转变，以便形成合作治理所需的能力和自治地位。固有法和移植法只是吸收外国法的程度有所不同，并不意味着固有法就一成不变，移植法就全盘照抄，因此西方国家法律也是现代以前西方圣哲发展的一个固有法和移植法的整合好了的复合体，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只对外输出法律制度、法律理念和法律文化，而不从外部吸收相应的制度、理念与文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⑤随着比较法的兴起，域外立法例和理论学说使我国法律规则的解释与研判呈现出多样局面，这加剧了我国法律规则与法律原理之间的张力。
没有普遍共识，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并难以维系。是故，多元的规范体系认知，为现实的规则来源与合理性提供了充分说明，并使国家在尊重和理解社会的规则认知和规则需求的过程中完成其角色更新，从而适应治理法治化的需要，进一步形成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良好的合作治理关系。如果说，传统的行政权运作框架和行政执法体系背后隐藏着自由主义理想话语所开放出来的法治命题，这种体系是一种自我约束和被动受限的结果，也是一种随时对必要的恶保持足够警惕的产物。这一过程中同时出现了因某些法律与社会现实不适宜而寻找法律本土资源的情况。比如在传统中国，家礼与国法共源并行，缺一不可，共同维系着社会生活秩序，形成出礼入刑的规范秩序格局。城管执法领域是实现执法法治化的难点，也是今后必须攻克的要点。
三是加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设计，如第三方主体的选任和竞争机制、第三方参与立法的基准权限和程序、确保第三方中立地位不受干扰的措施以及相关的惩处机制，从制度层面构筑起符合我国立法运行规律和社会现实需求的第三方参与立法机制，充分调和国家立法意志和社会意愿，尽可能弥合社会冲突，平衡各方利益，并最终扩大社会主体的参与度，确保立法民主化和立法科学化有序推进，在立法层面实现民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15)这种宏观领导和微观指导相结合的运作机制，在协调政法机关办案中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这种协调机制更侧重于案件的政治和社会效果，可能会减损依法办案的规范效力，更有可能为违背司法权运作规律、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以至削弱司法权威留下制度空间。
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时有发生，但只有得到国家认可的制度革新，方才具有合法性。即使当前的财政体制已经实现由同级财政保障法院的人员类经费和日常公用类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共同保障办案(业务)经费和业务装备经费，但就实际维持基层法院运作的经费构成来看，仍未改变同级负担为主，上级补助为辅的特点，这种经常性开支比例高的吃饭型财政、依靠创收解决经费短缺的社会型财政和依赖地方财政的外部型财政为地方行政机关左右和干预司法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⑤参见于浩：《当代中国立法中的国家主义立场》，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79页。(26)参见[美]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69页。
尽管这一规定的确可以减轻干部任免和绩效考核机制的转型阻力，也能够使法官在实际司法活动中获得更高的福利保障和职务地位，但却可能导致原本按照法官职业规律制定的《法官法》虚化，消解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初衷，不仅不利于落实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法官居中裁判的职业理念，而且可能影响法律职业化发展和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这也适应了法治秩序重塑的过程。国家立法、国家政策、被司法认可的民间习惯、村规民约以及民间习俗等，共同呈现出我国多元规范体系的现实样态。可见，充分尊重社会主体活力、拓宽公共治理渠道、培育适格社会组织，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加公共治理，有助于使国家中心主义下的国家—个人二元管治模式，向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治理机制转变，从而契合现代法治体系和全球化治理的话语体系。
自清末法制变革以来，中华法系就开始逐步消解，成为一个历史范畴内的话语。(25)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13～130页。
(27)参见喻文光：《通过第三方参与立法保障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北京：《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2期，第47～49页。历史传统上看，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已经较少存在固有法内涵，至多也是类似于宣扬家庭和睦、保护长幼利益的宣示性条款。
具体可以分为： 第一，官方法与非官方法。在法律体系建构的过程中，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导致了我国的法律规则存在不少空白之处，加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使天然具有滞后性的法律规则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③参见陈金钊：《多元规范的思维统合——对法律至上原则的恪守》，北京：《清华法学》，2016年第5期，第32～50页。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官方法和移植法为主导、法律规则与法律原理大致平衡为基本样态。而在风险社会的叠加下，维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秩序稳定的容错空间日益逼仄，以至于局部出现倒逼政府运用某些高强度的管制手段来调节社会和经济运作的灰犀牛或黑天鹅事件。(22)参见何永军：《断裂与延续——人民法院建设(1978-200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116页。
(12)参见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严格执法还意味着执法活动必须坚持比例原则，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的范围必须与违法的程度、违法的效果以及违法的方式等具体情况相适应，避免由于执法结果不当而出现抗拒执法的情况。
参见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26～427页。换言之，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法治不应局限为制定法的统治，包括习惯法在内的多元社会规则同样应被视为法治之法，而法治本身包含着对社会道德和自治的尊重，因此，国家法与民间规范理应在法治秩序下寻求共存，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二者甚至可以达到高度融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深入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准入、加强执法协调，详尽地为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贡献了基本思路。这就弥合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的执法活动与立法活动间可能存在的裂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执法体制，并最终为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助益。
